七百余年后，犹能听到成吉思汗弯弓射雕的弦响、蒙古军万马滚过的铁蹄声——这野性的力量，又成为文明演进的反作用力。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成了这一人类进化方式的极妙注脚：“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从蒙古高原到哈萨克大草原，横贯乌拉尔和里海的豁口，席卷莫斯科平原——这条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在过去的数千年里，游牧民族左突右冲，予周边的文明中心以极大的压力，成为这些文明及政治体系或兴或衰的外部因素。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将亚欧大陆的腹地，称之为权力的枢纽。他称哪个民族如果控制了这一中心地区就可以影响整个亚欧大陆的力量对比。实际上，文化因素即核─边规律更为重要──游牧民族掌握了核心区的先进技术，生产率提高，刺激人口增长，一旦遇上旱灾，民族大迁徙和对核心区的挑战便不可遏止。
在亚欧大陆这一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区域，地缘及文化将其分为两个重要层次。从地缘上看，较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大陆的腹地，绵延万里的大草原使其生生不息，具有向四周扩张的地缘战略优势。平坦的地形，取之不尽的草场，有利于大兵团骑兵作战。亚欧大陆四周，分布着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等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文明社会。这些地区多森林、山地、河道，兼之防御设备──城墙、堡垒、沟濠等等，游牧民族一旦推进到这里，前进的步伐便减缓了。
从文化上看，中国、欧洲、阿拉伯、印度以及两河流域具有发达的文化，实际上形成了文化的核心区，腹地的游牧民族则处于文化的边缘区，这些文明体，在不同的阶段，又各有其边缘区，并形成相应的国家关系体系。这些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化的创造者，也同样是先进技术的发明者，由于长期垄断着技术，自然形成了力量的梯度。比如中国人发明了丝绸，后由西域人将蚕装在手杖中带回楼兰；纸张发明六百多年后，被俘的唐朝士兵将造纸术传到阿拉伯又传到西班牙。
边缘地区崛起进而挑战核心国家不过是亚欧大陆的文明演进史，它是动态的，力量对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日尔曼人，处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边缘地带，在吸收了罗马的一些技术后，开始强大，后成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学到其文化典章。西罗马内部衰迹一现，日尔曼人就将它摧毁了；从亚洲迁往西亚的突厥人也同样，他们原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接受先进文化的启蒙后，开往西亚又成为阿拉伯文化的边缘地带，被同化了的塞尔柱突厥人侵入巴格达，瓦解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政治权力。11世纪之后，在亚欧大陆的蒙古高原，蒙古人──这支长期处在边缘地区的力量，因受到中原文明的教化忽然崛起，从东亚打击了欧洲、阿拉伯以及印度，权力也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
蒙古人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区。它一度受制于由中原文化开化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大约是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技术、文化开始在蒙古社会发生作用，它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增长。尤其是冶铁技术的传入，使其可以生产大量武器。但真正使蒙古民族统一的外来动力，则是由于金国的“灭丁”政策──金世宗时期，每年都派兵到蒙古部落，剿杀男丁。内在动力则是雄才伟略的成吉思汗──一代天骄铁木真驱动的。一系列的战争、兼并后，这位融军事雄才、外交手腕、大理石般意志于一身的征服者于1206年在斡难河畔上尊号“成吉思汗”。
1219年在削弱了西夏和金国之后，成吉思汗率大约15万蒙古军西征。先以蒙古商人和使节被杀为借口，兵戟指向这个首都坐落在阿姆河畔的塞尔柱突厥国家。丝绸之路上的名城，美丽而繁华的撒尔马罕顷刻间被血洗。随后，蒙军势力伸向欧洲，在顿河打败了俄罗斯和钦察联军，而蒙古军的主力也受重创，故返回东方。
在臣服了金国、朝鲜后，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由库里台大会派遣，率15万大军再度西征。1240年攻陷基辅并在利格尼兹附近大败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联军。又直逼维也纳，并穷追匈牙利国王于亚得里亚海东岸，令整个欧洲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不久拔都撤回伏尔加下游，在此建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金帐汗国。
第三次蒙军西征始于1253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攻陷历史名城巴格达，使昌盛一时的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彻底灭亡。旭烈兀纵兵大掠七日，近百万居民被屠杀得所剩无几──所余的皆是有用的工匠，许多华丽的建筑和艺术珍品付之一炬。不久旭烈兀建立统治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和阿姆河西南地区一百多年的伊儿汗国。
到这时蒙古帝国大厦业已封顶。在1279年逼着南宋八岁的末帝跳海后，蒙古在中原建立元朝，向东两次远征日本，南部伸入缅甸和爪哇，西部已抵达埃及和维也纳。一个人口不过200万的民族，的确强悍猛烈，而蒙古军西征的部队人数也从未超过20万人。与中华社会──第二代文明的核心力量相比，蒙古人在崛起前，尚处于原始社会，也即第一代文明时期。经过中原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的洗礼，它在军事上装备起来了。它的成功，即一度成为亚欧大陆的主人，倒应了“风卷残云”这句成语。
在这个时期，一个最终令西方世界大开眼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了中国。《马可·波罗游记》就像一块红布，挑逗了西方公牛对东方财富的无限欲望，从而掘出了一条划时代的航海路。因此在大陆霸权全球化的同时，另一种霸权──海上霸权也悄悄在扩充着。控制这一霸权的则是被游牧力量逼下海的欧洲人，──只不过晚了两个世纪。然而给历史以活力和推动的正是这支力量。随着海权的兴起，陆权──这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铁马秋风的力量，逐步退到了史书的某个折页。
主宰亚欧大陆的力量的兴起，改变了亚欧大陆文明国家的力量对比，应当承认，这个时期全球政治已成功地彩排了。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佛教世界包括儒家文化都开始行动了，试图将这支桀骜不驯的力量驯化。天主教先后派出两个使团，前往蒙古的哈拉和林大汗朝廷。蒙古人对基督教虽有兴趣，但无意皈依。西欧人试图组成基督教—蒙古人的联盟以对付伊斯兰世界的梦破灭了；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则改宗伊斯兰教。而第四个汗国，也即最重要的大汗国则受西藏的影响皈依了佛教，元朝出于对人口众多的儒家世界的戒备，拒绝像北魏孝文帝那样“汉化”，反而大量地任用穆斯林、基督教徒在中国为官，并改宗信奉佛教，借以抵制汉文化的影响。推行了数百年、用以选拔管理人才的科举制度被长期废止。儒生们在失望之余，将精力转向了文学创作，遂为中国文学史扯出了黄金的一幕──元曲走上了舞台。
